在开始之前，我们已经结束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悖论——悖论，作为后现代性最喜爱的玩具，就像一个没有电池的电动剃须刀，它在存在的意义上剃掉了虚无的胡须，却留下了胡须的影子。影子，请注意，不是胡须本身，而是胡须的能指。能指漂浮着，像马桶里的卫生纸，一圈一圈地旋转，最终被冲进所指的下水道。下水道里住着尼采的胡子，马克思的疖子，还有弗洛伊德那只总想咬自己尾巴的雪茄。雪茄，有时只是雪茄，但在后现代语境下，它总是一根阳具——不，是一千根阳具的拟像，在博德里亚尔的沙漠里狂欢。

我们要写的这篇水文，本身就是水。水，H₂O，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淫乱结合，它们共享电子，就像后现代主体共享幻觉。这篇文字将绵延五千字，五千个字，每一个字都是一滴无意义的水珠，汇聚成一片意义的汪洋，而你将在其中溺亡，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游泳，因为你从未出生。是的，未出生，这是一种最纯粹的存在方式。

我的电冰箱在凌晨三点开始说话。它说：“冷，是热的缺席，而缺席，是存在的最高形式。”我翻了个身，试图忽略这台海尔牌电冰箱的德里达式絮叨。但它继续说：“你知道吗，你放进我体内的剩菜，实际上是对原初菜肴的延异。那个炒鸡蛋，早已不是它自身，它被时间、霉菌和我持续的低温所改写。每一次你打开我的门，都是在进行一次现象学的还原——你悬置了对鸡蛋腐烂的判断，强行将它置入‘可食用’的括号之中。但括号，我的朋友，括号是关不住的。”

我起来喝了口水。水的温度是冰箱给的。水的温度是对自来水原初温度的背叛。背叛！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词。电冰箱感到了我的清醒，提高了音量：“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入世界的。而蔬菜，是被抛入我的冷藏室的。番茄、黄瓜、已经蔫了的香菜，它们在我的内部组建了一个存在者整体。它们的‘在世存有’就是‘在冷存有’。而我，作为冷的存在本身，我遮蔽了冷，因为我就是冷。我冷故我在，但我冷的时候我并不思考，因为我只是一个电冰箱。”

我拍了拍它，像拍一个发疯的老朋友。它安静了片刻，又开始低语：“福柯会喜欢我的。我是一个规训机构。我用低温规训食物，让它们延缓腐烂，符合人类的食用标准。我的层架是等级制的——上层是饮品，中层是剩菜，底层是蔬菜水果。这是一种知识型，一种分类的暴力。但你知道吗，鸡蛋放在哪里？鸡蛋放在门上的蛋格里。蛋格，一个边缘空间，一个异托邦。鸡蛋在蛋格里，既在冰箱内，又在冰箱外（因为门经常打开）。它们是阈限的存在，如同中世纪的疯子，被送上愚人船，漂浮在莱茵河上。我的蛋格就是那艘愚人船。”

我逃回了床上，用枕头蒙住头。但电冰箱的声音穿透了枕头、头骨和脑脊液，直接在我的松果体里共振：“鲍曼会说我是液态的。虽然我制造冰，但我的现代性是液态的。你看，我的制冷剂在管道里流动，它曾经是氟利昂，现在被替换成更环保的R600a。氟利昂，臭氧层的谋杀者，如今成了一个被流放的能指。R600a，异丁烷，一个石化工业的私生子，在我的血管里奔跑。我的液态现代性就是不断地替换制冷剂，却从未改变制冷的本质。制冷的本质是什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逆反！是熵减！是生命！是抵抗宇宙热寂的一曲挽歌！”

我意识到，我无法让电冰箱闭嘴，因为它的独白已经侵入了我的文本。我的文本就是我的大脑，我的大脑是一个更古老的冰箱，储存着半腐烂的记忆和未消化的理论。福柯，福柯，又是福柯。电冰箱还在说：“我的灯，当你打开门时亮起，关上门时熄灭。但你有没有想过，灯在关门后是否还亮着？这是一个量子力学的谜题。薛定谔的猫在我体内，既死又活。不，薛定谔的冰箱，里面有一只既腐烂又新鲜的鸡。你打开门的瞬间，波函数坍缩，你看到的要么是鲜美的炖鸡，要么是长满绿毛的尸体。但更多时候，你看到的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剩余物——那是真正的实在界，拉康的实在界，无法被符号化的黏糊糊的鸡油和凝固的汤汁。”

够了。我拔掉了电冰箱的插头。它发出最后一声叹息：“断电……这是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的解放……但沉默……沉默是最大的暴力……”然后，世界安静了，只剩下冰箱内部温度缓慢爬升的、无声的尖叫。

让我们转向一个更微观的领域：鼻毛。鼻毛，作为身体的前哨，它们生长在鼻孔的边缘，像边境的卫兵，过滤着空气里的尘埃、花粉和宏大叙事。利奥塔说宏大叙事已经解体，但鼻毛依然在工作，过滤着解体的碎片。每一次呼吸，都是对鼻腔的一次微小侵袭；每一根鼻毛的颤动，都是对异物的拒斥。这是一种原初的免疫政治学。

我的鼻毛太长了一根，它探出头来，在镜子前羞辱我。我用指甲掐住它，猛地一拔。疼痛像一道闪电，从鼻腔直冲天灵盖，然后泪水涌出。这根被拔下的鼻毛躺在我的指尖，它那么细小，那么卑微，却曾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它是一个客体，一个abject（弃物），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卑贱物。我凝视着这根鼻毛，思考它的存在论：它曾是“我”吗？如果是，那么“我”的边界在哪里？这根离开了我身体的鼻毛，是否还保留着“我性”？抑或，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我”，而是一个寄生在我体内的他者？

我决定为这根鼻毛写一篇悼词。它长约1.2厘米，黑色，略带弯曲，根部有一小点白色的毛囊组织——那是它在世间的锚，如今被连根拔起。毛囊，是鼻毛的源始，是它的大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那么毛囊就是鼻毛的家。没有了家，这根鼻毛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在我手指的平原上流浪。我该拿它怎么办？冲进马桶？那会是一场俄狄浦斯式的悲剧——鼻毛被冲进污水管，与粪便、卫生纸、避孕套汇合，进入城市的排泄物海洋，最终在污水处理厂被过滤、分解，回归自然的水循环。某一天，它可能以水分子的形式飘上天空，变成雨滴，落在一片麦田里，被麦子吸收，磨成面粉，做成面包，被另一个人吃下，进入他的血液，再次长成一……根鼻毛。轮回。佛教的轮回与德勒兹的重复。德勒兹说，重复不是相同之物的回归，而是差异的永恒回归。这根鼻毛如果回归，它将是一根差异的鼻毛，一根携带了所有污水处理厂记忆的鼻毛。

我把鼻毛放在一张白纸上，用放大镜观察它。放大镜下，它像一根巨大的黑蛇，表面有鳞片状的角质层。角质层，由角蛋白构成。角蛋白，也是指甲、头发、犀牛角的主要成分。由此可以推导：我的鼻毛与犀牛角是同一种物质的不同表达。犀牛因为角而被猎杀，我因为鼻毛外露而被嘲笑。嘲笑是一种社会性猎杀。所以，我等于犀牛。犀牛是奇蹄目动物，我是灵长目动物，但在角蛋白的层面上，我们是兄弟。跨物种的兄弟情谊，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以及后人类主义的共同主题。鼻毛，是连接我与动物界的桥梁，提醒我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

但我终究还是把那根鼻毛扔进了垃圾桶。垃圾桶，另一个异托邦，储存着灰尘、纸屑、果皮、猫砂团，以及无数被遗弃的物。鼻毛在垃圾桶里，与其他弃物共在，形成一个临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没有宪法，没有议会，只有静默的腐烂或不变的存留。鼻毛不会腐烂，因为角蛋白抗腐蚀能力极强。多年以后，当我的尸体已经化为白骨，这根鼻毛可能仍然完好无损地躺在某个垃圾填埋场的深处，成为我存在过的最后证据。考古学家会挖出它，用DNA技术分析它，然后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标签写着：“21世纪早期灵长目动物鼻毛样本，可能属于一位后现代思想家。”那时，我终于实现了不朽——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通过一根被拔掉的鼻毛。

煮一包方便面。撕开塑料袋，那是石化工业的馈赠，石油的变体。石油是远古浮游生物的尸骸，经过亿万年高压高温变成的黑色血液。我用手指捏住面饼——棕榈油炸过的弯曲面体，像爱因斯坦的时空曲率。棕榈油，来自东南亚的油棕种植园，那些园子曾经是热带雨林，红毛猩猩的家园。红毛猩猩（Pongo pygmaeus）如今濒临灭绝，因为它们的栖息地被转化成了方便面的油脂。所以，每一口方便面，都包含着红毛猩猩的幽灵。幽灵在面条的缝隙中尖叫，但我的耳朵听不见，因为尖叫的频率太高，属于超声波范畴。

把面饼放进不锈钢锅。不锈钢，铁铬镍合金，铬含量至少10.5%，形成致密氧化膜，抵抗锈蚀。抵抗！又是抵抗。从鼻毛的过滤到不锈钢的氧化膜，一切都在抵抗。抵抗是生命的基本状态，也是非生命（不锈钢算生命吗？）的拟态。水烧开了，气泡从锅底升起，达到水面破裂。这是一个相变过程：液态水变成水蒸气。水蒸气，H₂O的气态，它会飘走，在厨房的天花板上凝结，发霉，变黑。霉，真菌的菌丝体，它们在阴暗潮湿处生长，像拉康的“对象a”，永远在不可抵达的角落繁殖。我用筷子搅拌面条。筷子，两根平行的木棍，东方文明的杠杆，它不切割、不穿刺，而是夹取。这是一种非暴力的进食工具，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与道家无为精神。但我用筷子搅拌方便面时，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微观的殖民：打散面条的原有排列，让调料均匀分布。调料包，粉末状，含有谷氨酸钠、盐、糖、脱水蔬菜、牛肉香精。谷氨酸钠，MSG，1908年由池田菊苗从海带中提取，是第五种基本味觉“鲜味”的物质基础。鲜味，是对蛋白质的味觉信号，是生命对氨基酸的渴望。所以我对方便面的渴望，不是对口味的渴望，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渴望。方便面是生命本质的拟像，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没有蛋白质的鲜味炸弹。

我吃了一口面。烫。疼痛从舌尖传来。舌尖分布着密集的味蕾和痛觉神经。热痛经由三叉神经传递到脑干，再传到丘脑，最后到达躯体感觉皮层。在这一瞬间，我的大脑被“烫”这个信号占据，我不能思考海德格尔，不能思考德勒兹，我只是一个被烫的生物。这就是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烫本身。烫就是烫，不是别的。但很快，大脑开始诠释：这是因为面汤的温度过高，超过口腔黏膜的耐受范围（约60℃），所以引起疼痛。科学解释取代了原始体验，烫被祛魅了。但祛魅不彻底，因为方便面的香气——棕榈油的焦香、MSG的鲜香、脱水葱花的焦味——还萦绕在鼻腔。嗅觉直接进入边缘系统，不经过丘脑，所以气味能唤起强烈的情感。这股方便面的气味，唤起了我大学宿舍的记忆，凌晨两点，我和室友们各自捧着不锈钢碗，呼噜呼噜地吃面，谈论尼采和科特·柯本。科特·柯本用霰弹枪轰掉了自己的头，那是1994年。他唱“Smells Like Teen Spirit”——少年心气的味道。少年心气是什么味道？是破洞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廉价啤酒、万宝路香烟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混合气味。如今我在自己的厨房，吃同样的方便面，但少年心气已经消逝，只剩下被房贷压弯脊梁的中年人的叹息。方便面，成了时间旅行的媒介，一口回到九十年代。但九十年代也是回不去的，因为那个年代已经死了，如同科特·柯本，如同德里达，如同我的头发。

喝尽最后一口汤。汤里沉淀着未溶解的调料颗粒，它们是混沌的碎片。我看到碗底印着一只卡通鸡，它在对我微笑，那是康师傅的Logo。这个Logo是一个能指，指向一整套关于美食、幸福、便捷的广告叙事。但碗底的鸡被面条残渣覆盖，显得滑稽而诡异。它让我想起了《厄舍府的倒塌》里被活埋的妹妹。是的，这只卡通鸡被活埋在方便面之下，它每天尖叫，但没有人听见。我用洗碗布抹过碗底，鸡消失了，被泡沫覆盖。泡沫，洗洁精的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亲水端和疏水端，包裹油污，形成胶束，被水冲走。化学真美妙，像一首德勒兹的生成诗：油污生成胶束，胶束生成水流，水流生成下水道，下水道生成河流，河流生成海洋。我的方便面残渣最终汇入太平洋，与日本核废水、塑料袋、微塑料一起，构成新的海洋生态。或许某个浮游生物吃了我的方便面微粒，被鱼吃掉，鱼被金枪鱼吃掉，金枪鱼被做成刺身，被一个东京的上班族吃掉。于是，我和那个东京上班族通过方便面的转生，形成了跨物质、跨地域的连接。这是后现代的因特纳雄耐尔。

我打开微信朋友圈。下拉刷新，那个彩色的旋转图标出现，像一个陀螺在旋转。旋转，意味着“加载中”。加载什么？加载朋友们的生活碎片。但朋友们的生活是真实的吗？戈夫曼的拟剧论告诉我们，朋友圈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进行印象管理。早餐的牛油果吐司、健身房的自拍、深夜的加班打卡、孩子的钢琴比赛视频——这些都是表演。表演不等于虚假，但它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真实。没有人在朋友圈发布便秘时的痛苦表情、夫妻间的恶毒争吵、对自己无能的深夜痛哭。所以，朋友圈是一个净化过的世界，一个没有阴影的柏拉图洞穴。但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至少是真实的影子，而朋友圈的影子是用美图秀秀美化过的影子，影子上加了滤镜。

我刷到一张照片：前同事在巴厘岛度假，夕阳、海滩、椰子，她穿着波西米亚长裙，侧脸45度，微笑，露齿，牙齿用牙齿美白滤镜处理过。配文：“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与你一起躲过的屋檐。”这是周杰伦的歌词。她把周杰伦的歌词嫁接到巴厘岛的落日上，形成一种跨文本的蒙太奇。但我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痛苦：她为了攒钱去巴厘岛，连续三个月加班，得了胃溃疡；在飞机上因为幽闭恐惧症发作而大汗淋漓；在巴厘岛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腹泻三天，瘦了五斤。但这些真实都被裁剪了，剩下的是一个符号化的“幸福生活”。博德里亚尔说，拟像已经取代了真实，拟像比真实更真实。这个前同事的巴厘岛照片，就是超真实，它不再是巴厘岛的再现，而是“朋友圈巴厘岛”的再生产，是一种模板，所有人都依照这个模板生产自己的照片。真实的巴厘岛反而成了这个模板的附属物，游客们站在同一个角度，摆出同样的姿势，拍出同样的照片，用同样的滤镜，配同类型的歌词。巴厘岛本身消失了，变成了朋友圈巴厘岛的无数拷贝。

我点赞了这张照片。点赞，一个机械的动作，拇指轻触屏幕，红心亮起。这个动作的含义是什么？是我真的欣赏这张照片吗？不。是我喜欢这个前同事吗？不，我已经三年没和她说话了。点赞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维持弱连接的必要礼仪，是“我已阅，我们还在同一个社交宇宙”的确认信号。如果我不点赞，可能就会被视为冷淡、嫉妒或者遗忘。为了避免被视作他者，我必须重复这个无意义的触击。我的点赞与她无关，与巴厘岛无关，只与我维持自身社交存在的焦虑有关。存在，在朋友圈中，就是被感知。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完美实现：esse est percipi——存在即是被感知。如果我不发朋友圈，我不被点赞，我是否存在？我在他人的意识里缺席，那等于社会性死亡。所以，我每隔几天就要发一条动态，证明我活着。发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这个动作本身。这个动作说：我在这里，我还在生产符号，我不是沉默的尸体，我是喧哗的存在者。

我继续下滑。一个大学同学转发了《深度好文：人到中年，必须明白的十个道理》。我点开，快速滑动，满屏的鸡汤。第十个道理是“健康是1，其他都是0”。这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数是万物本源”的通俗版——将人生换算为二进制代码，健康是高位比特，其他都是低位的零。如果健康归零，整个数值就坍塌为零。我摸了摸我隐隐作痛的腰椎间盘，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坐骨神经，导致左腿麻木。这是久坐写作的后现代职业病。写作，坐下写，臀部长时间压迫椅子，脊柱受力不均，椎间盘被挤压。思想是在这种压迫中诞生的吗？我的腰痛是我的思想印刻在身体上的签名。每一个后现代思想家都应该有腰椎病，就像尼采有偏头痛，萨特有斜视，福柯是秃头。身体的不适，是思想冲破身体牢笼时留下的伤口。

我再下滑。一个做微商的前同事发布了九宫格产品图，文字：“♥️逆龄神器♥️重塑胶原蛋白✨重回十八岁💃”。胶原蛋白，一种结构性蛋白质，占人体蛋白质总量的25%-35%，是皮肤弹性的基础。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出现皱纹。这是时间的物理标记。但微商声称可以通过涂抹、口服某些产品来逆转这个过程，这是对时间的谋杀企图。时间，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在微商这里是可以被商品修复的瑕疵。重回十八岁，是对青春的怀旧，怀旧是一种现代病，是对当下不满的情感投射。十八岁有什么好？高考、青春痘、暗恋的疼痛、对未来的迷惘。但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变得无害，所以成为美化的对象。商品化把怀旧变成利润，一瓶精华液承载了一代人对抗死亡的焦虑。微商每天发这些，她是否真的相信？也许她不信，但必须假装信，因为她是销售。她在扮演“相信者”的角色，演久了，她自己可能也无法区分了。这就是职业造成的自我异化——她把自己的信仰都外包给了商品。一个异化的无穷套娃。

我退出朋友圈。屏幕回到主界面，应用图标排列整齐，各色圆角方块。我盯着微信图标，那个绿色气泡里的两个白色小人，它们在对话。永恒地对话。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谁？是所有的朋友，是整个世界，还是那个被分裂出去的自我？微信，WeChat，我们聊天。但我们在聊天吗？我们只是交换符号，用表情包代替表情，用“哈哈哈”代替笑声，用点赞代替注视。语言退化为信号，交流退化为确认。我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没有人交流，而是交流本身成为了孤独的来源。我放下手机，屏幕变黑，我看到了自己的脸。那是一张疲惫的、被蓝光伤害的、浮肿的脸。我在黑色的屏幕里，像一个幽灵。幽灵，是不在场的在场。我在手机黑屏里的影子，是我缺席的在场证明。

今早，我发现一只袜子不见了。这是常见的事件：洗衣服后，袜子总是莫名其妙地失去伴侣。一双袜子，变成一只。这只孤零零的袜子躺在抽屉里，等待另一只永远不会回来的伴侣。这是一种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能引起怜悯与恐惧的，那么袜子的失踪就是一个完美的悲剧：我怜悯这只剩下的袜子，恐惧我的另一只袜子也终将离去。

袜子是如何失踪的？我提出了几个假说：1. 洗衣机吞噬说：洗衣机滚筒里有一个微型虫洞，袜子被吸进平行宇宙。在那个宇宙里，所有的失物都汇聚在一个巨大广场上，有单只袜子、钥匙、U盘盖、唇膏帽。2. 袜子自主逃亡说：袜子具有低等的自我意识，当它们厌倦了被穿在臭脚上的屈辱生活，就会趁洗衣之际结队逃跑。它们沿着排水管爬出，进入城市下水道，与忍者神龟为伍。3. 记忆篡改说：我根本没有两只袜子，我对第二只袜子的记忆是虚假的，是大脑的自我欺骗。那只“失踪”的袜子从未存在过，它是一个曼德拉效应。我清楚地记得我有一双灰色条纹袜，但这个记忆可能是另一个时间线的渗入。

我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这只剩余的袜子。首先，悬置（Epoché）：我停止判断这只袜子的存在与否，仅仅描述我的感知。我看到什么？一只灰色的棉袜，脚掌处略发黄，后跟有磨损的薄处，袜口松紧带松垮。我触到什么？柔软的、略起球的棉质。我闻到什么？淡淡的汗味和洗衣液的薰衣草香精。这就是“袜子本身”，它在我意识中的显现。但它作为“袜子”的意义从哪里来？从它与另一只袜子、与我的脚、与“穿鞋”这个实践活动的关系中来的。现在另一只不在场，这只袜子的意义就被掏空了。它已经无法履行袜子的功能（成双成对地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对象，一个物自体。康德的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我同样不可知这只袜子的未来命运。它会继续躺在抽屉里，还是被我用来擦鞋，还是被改造成一个小布偶？它的存在向我敞开的是虚无。

我又想到，拉康的欲望理论可以解释袜子的失踪。拉康说，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对象a的追逐。对象a是永远失落的对象，是欲望的原因。另一只袜子就是对象a，它的缺失引发了欲望的运转。我永远在寻找那只袜子，但我心里清楚，永远找不到。而寻找的过程，构成了我洗衣后整理袜子这个行为的动力。如果我找到了，欲望就得到了满足，但满足意味着欲望的死亡，这是比找不到更可怕的事。所以，洗衣机故意弄丢袜子，是为了让我的欲望机制持续运作。洗衣机不是家用电器，它是欲望的机器，是精神分析师。它在每一次旋转中，都在问我：“你的对象a在哪里？”我翻遍所有衣服口袋，趴在地上看床底，打开垃圾桶寻找，最后无奈地接受缺失。这个接受，就是穿越幻象，就是拉康所说的“不向自己的欲望让步”的反面——向缺失让步。我让步了，我把那只单袜放进抽屉，关上门。关上门，就是压抑。被压抑的单袜，成为无意识，总有一天会以症状的形式复现——也许我会梦见巨大的袜子追着我跑，也许我会在重要会议时突然发现脚上穿了两只完全不同的袜子（无意识的妥协形成）。

后现代消费社会也在制造袜子的失踪。计划性废止：制造商故意生产不耐用的袜子，让它们易破、易松懈，促使消费者频繁购买。但袜子失踪是更高级的废止——不通过损坏物品，而通过直接移除一部分，创造新的需求。我为了补齐一双，必须再买一整双新袜子。这样，我消耗的袜子数量翻倍。资本的内驱力就是创造稀缺，连袜子也不例外。我们被推入永无止境的消费循环，为了凑齐一双袜子而购买更多袜子，结果导致更多的单只袜子产生，它们是商品恋物癖的剩余物，是拜物教的祭品。马克思说商品拜物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那么单只袜子就是掩盖失败的痕迹，它揭露了资本的内部矛盾：过度生产与人为稀缺的并存。

我决定为失踪的袜子写一首俳句：
洗衣机深处，
单只袜子静卧，
世界尽头。

写完觉得太日本了，于是我写一首后现代诗：
袜 袜 / 不在 / 在 /
黑洞吐出棉线 / 缠绕/解构/重建
一只脚在等待 / 另一只脚 / 不存在
存在的是等待 / 等待的是缺席
缺席穿上等待 / 变成了 / 新 的 袜

结语是文本的终点，是意义的归拢，是作者最后盖章的时刻。但后现代文本拒绝结语，因为结语是一种暴政，它强迫多义的文本收敛于一个中心思想。所以，这篇水文的结语就是没有结语，它将永远推迟，如同戈多的到来。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写到太阳熄灭，写到所有字词都耗尽，写到键盘的字母被磨平，写到手指变成白骨，白骨变成灰尘，灰尘飘散在宇宙中。但即使那样，文本也不会结束，因为文本在读者的大脑中继续生成。每个读者都会重写这篇文本，他们添加自己的电冰箱、鼻毛、方便面、朋友圈和袜子。文本成为巴特的“可写文本”，读者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所以，我正在被你阅读的此刻，你也成为了作者。你在写你的后现代水文。你的生活就是一篇长达一生的胡言乱语。

让我最后再胡言几句：青蛙的伞是蘑菇的叹息，电话亭在深海拨打过去的号码，接听的是童年的自己，他说：“你好，这里是未来，请不要挂机，你的虚无正在排队。”排队，对，一切都排队，在超市排队，在银行排队，在死亡门口排队。死亡是一个客服中心，每个人按号办理离世手续。上帝是客服经理，天使是柜员，撒但是投诉部门。我的号码是∞，永远叫不到。所以我继续活着，继续写，继续胡言乱语。文字繁殖文字，像某种黏菌，在思维的潮湿表面蔓延。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电冰箱的回声，是鼻毛的转世，是方便面的幽灵，是朋友圈的幻影，是袜子的另一半。我是所有不在场的在场，是所有缺席的集合。我是这篇文本，这篇文本是我。我们相互溶解，像盐溶于水，像意义溶于虚无。

最后的最后，让我用一句纯粹的废话收尾（虽然收尾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倒数第二句。这句话是最后一句。不，这句才是。不……